作者：董子博
编辑：岑峰
2011年夏天，深圳的气温又是屡创新高，毒辣的阳光洒在沥青路上，甚至能把胶鞋的鞋底烫化。
在南山蛇口的创业大厦，戴若犁已经创业了2年多。他、刘昊扬，和其他几位合伙人一起，在一块不大的办公区域里，围着一张堆满了设备和原型机的办公桌，常常工作到深夜，才汗流浃背地回家。
创业第二年，戴若犁全家早从香港迁到了深圳。戴若犁的太太，原先在香港某家投资银行就职，在戴若犁开始创业后，也放下了优渥的待遇，陪着丈夫来到深圳蛇口，家的不远处，就是停靠在六湾海滨的明华号。
而在2011年，比起一个企业家，戴更像一个极客：他和几个合伙人，还有一两个员工，只知闷头开发，不去融资，也不领工资，他们研发的动作捕捉技术，几年内也看不到产品变现的未来，家底再厚，也架不住“只出不进”。
为了支持丈夫创业，戴若犁的夫人想到了自己手头的金饰——是自己在结婚时，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礼物。
两人略一商量，一狠心，典当掉了其中不少金饰，加上手中还存着的一些现金，总算是有了能够支撑一年的生活费用。
到了今天，戴若犁联合创始的公司——诺亦腾——已经在动作捕捉赛道上排在前列，让一个中国名字在世界范围内如雷贯耳。
十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，对过去曾走过的艰难，戴若犁似乎早已云淡风轻，“好在我们很快做出了第一代产品，融到了资，也知道给自己发工资了，这才没再卖一次金子。”他笑道。
然而当时究竟是何等心境，只有戴若犁自己才清楚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
2021年，凯发app概念爆红，让不少圈外人注意到了动作捕捉技术，在未来交互中重要的作用。
有人会说，不少行业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了元宇宙的“风口”。而十年里，戴若犁见到了太多市场的起起落落，早已波澜不惊。
十载积累，一朝功成，并非戴若犁和诺亦腾的故事——十年里，他只做一件事，就是让动作捕捉技术落得更“低”，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动捕，实现更多的不可能。
一、“懵”过的10年学术生涯
1978年，戴若犁出生于湖南。他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，专业领域是飞行器结构强度设计。当时，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正向全国范围内广募英才，戴若犁的父亲便举家迁往成都。 参与了目前列装量最大的几款机型的大量工作。
戴若犁自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，97年在成都九中高三毕业，成绩排在全省前100名。戴的父母担心儿子，在大城市玩物丧志，误了学业，于是坚持他去一个小城市，一所治学严谨的高校读书。
如果把北京、上海、广州都去掉，中国剩下的理工科顶级高校，剩下的选择不多，而在四川收分仅次于清北的中科大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“如果用一个字形容，我的学术生涯挺‘懵’的。”戴若犁道，“选择之前似乎并没想得太清楚，不过现在看起来结果都不错。”
在中科大，戴若犁修的是力学与机械工程系——外人可能不清楚，在中科大，力学是一个与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平行的专业，是中科大的第“五系”。而中科大的第一任力学系主任，正是后来提出了古早元宇宙概念“灵境”的钱学森。
本科五年时间白驹过隙，到了毕业，出身书香门第的戴若犁，选择继续去海外进修也算是顺理成章。当时，要自力留学进修，大多数人在经济上都有困难。于是，奖学金的多寡，就成了海外大学抢人的有力手段。
戴若犁在中科大成绩也堪称优秀，一番努力“套磁”后，海外offer拿了不少，但当时的他，甚至对高校排名都懵懵懂懂，拿到offer，就看奖学金有多少。
当时不少大学的offer，奖学金都大概在1000-1400美金不等，但香港中文大学，给戴若犁的奖学金开到了14000-15000港币。
要知道，大学5年，戴若犁的生活费每个月开始只有四五百块，到了大四大五，才又涨了一两百块钱。
“当年港币汇率比人民币还贵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。”戴若犁的心，就这么一下飘到了香江河畔。
于是，本科毕业后，戴就远赴香港，来到香港中文大学继续进修自动化与计算机辅助工程。
在港中文，戴若犁第一次有了“睁眼看世界”的感触：在中科大，大家很卷，但更多卷在基础学术能力的建设上，力求一个“扎实”；而到了香港，研究则必须与世界前沿接轨，学生的眼界也必须更宽，争取的是“前沿”。
戴若犁在港中文一直读到博士毕业，并且留校做了博士后，他当时的校友，在今天纷纷成为了中国科技界的中流砥柱：商汤科技的创始人，ieee fellow 汤晓鸥，在戴若犁读博士后的时候已经在港中文教书；另一位 ieee fellow 王钧，就在戴若犁隔壁的实验室，是华人地区最早进行神经网络研究的第一批学者；而商汤今天的ceo 徐立，也和戴若犁同期在校。
博士后出站后，不少人的选择都是去高校谋一个教职，不仅稳定，而且不用太多思考，几乎是水到渠成，顺理成章。
然而，在象牙塔里待了11年，戴若犁不想再“懵”下去了。
开始这么想，还是在他完成博士论文的时候。《碳纳米管复合材料在主动减震上的应用》，光题目听上去就像天书：
“这么细的内容，细分到全球，可能只有4个人能百分百地读懂你的论文——一个是你的师爷爷，一个是你师父，一个是你，除此以外可能只有一个陌生人能读懂。”戴若犁说道。
在科技界，戴若犁知道，有很多人，身处学术圈，正在用他们的研究，不断地探索理论的尖端前沿——如果把人类的知识储备比作一个袋子，那他们就是往袋子里捡拾薪柴的人。
但与此同时，世界也需要有人，能从袋子里拿出材料，把它们做成实实在在，对普通人和工业界有价值的东西。这是戴若犁更想走的路——一条把科技理论落进人间的路。
二、创业之路，缘起一块芯片
2009年，戴若犁决心创业动作捕捉，正是碰上了这个行业一个全新的机会。
动作捕捉技术的发端，最早可以追溯到1915年的“转描”技术——动画师借由将提前摄录好的人像，投影到画布上，再将其逐帧拓写下来，最终制成一部动画。
早年间迪士尼的《白雪公主》、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，甚至还有中国的《铁扇公主》等大量的动画，都是以这样手动“捕捉”动作的方法完成的。
40多年过去，动画师李·哈里森三世开发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套动作捕捉系统——他将电阻缝在紧身衣上，并以此记录人体的动作。到了后面，使用外骨骼的动作捕捉技术也应运而生。
尽管技术发展的速度不慢，但动捕的落地使用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。
在大制作的影视、游戏行业，使用更多的是“光学动捕”手段，以大型摄像头矩阵驱动，通过识别动捕演员身上的光学反射标记，来进行动作的捕捉。
光学动捕模式精度更好，但成本动辄巨大，场地、设备、辅助团队等等条件缺一不可，而整套系统使用起来也相当专业复杂。这也就让光学动捕迟迟不能走出影视和游戏行业，无法面对更大的市场。
而另一种模式——“惯性动捕”，则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精度，换取了易用性。这种模式下，动捕演员的动作信息不再被摄像机收录，而是直接记录在他们身上的可穿戴式传感器上。无需摄像头，这些传感器直接记录下自己的运动信息，再根据算法，演算出演员全身或局部的动作，来实现动作捕捉的效果。
尽管相比光学，惯性动捕所需要的条件更少，但这种模式在当时也存在一堵“叹息之墙”——单个传感器的体积如果太大，对于动捕演员来说必然是个负担；传感器价格如果居高不下，不少小公司就用不起。
在诸多因素限制下，动捕技术在当时，还只是少数人的“玩具”；行业也比较封闭，没有破圈式的传播，行业增长也陷入了迟滞。
而数十年时间过去，芯片行业的东成西就，让动捕行业也看到了新的可能。
直到今天，戴若犁还能记得一串代号——l3g4200d——这是意法半导体一款陀螺仪芯片的产品代号，被应用于iphone3gs和不少其他的手机型号中。
原先的三轴陀螺仪，不仅价格很贵，而且尺寸巨大，还需要一大堆设备进行驱动；而l3g4200d只有4*4*1毫米，造价也被压进了一美元以内。
“这个事情真的震惊了我。”戴若犁说，“动作捕捉技术能够继续在行业里下沉，还是要感谢智能手机的发展。”
传感器的发展，让惯性动捕有了打开新市场的可能——传感器更便宜、更易用，原先由光学动捕模式垄断的行业，惯性动捕也能够有了一席之地。在今天，不少小工作室、乃至虚拟主播，早就用上了动作捕捉的技术。如果未来有一天，普通人也能用上动捕技术，那么人们用的，也很可能是惯性动捕。
地球的另一边，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，后来诺亦腾的另一位创始人刘昊扬博士毕业后，和他的导师一起在美开办了一间公司，用计算机来进行桥梁的模拟分析计算，用传感器技术监测楼宇桥梁的健康程度。接一些美国交通部排查大型基础设施健康状况，以及仿真模拟计算的业务。
而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，全美经济跌进谷底，国内反而是一片欣欣向荣。看到这样的形势，刘昊扬便回国寻找新的机会。
经人介绍，戴若犁和刘昊扬成了网友，仅三言两语，两人都知道对方不是一般人物。后来，戴若犁从香港、刘昊扬从北京出发，终于在深圳“会师”。
在深圳上海宾馆大堂的咖啡吧，戴、刘和几个朋友促膝长谈。激情涌动，他们决定开一间公司，公司的名字是motion（意为动作）的回文——noitom——也就是今天的“诺亦腾”。
三、to b “饮鸩止渴”，to c 下沉艰难
在深圳艰苦创业3年，诺亦腾获得了投资，便一起搬去北京，在西城普天德胜科技园盘下一块小地方，团队从十几人扩展到上百人。戴若犁直言，他有时还会想念原先公司规模尚小的时候，员工之间家人般的氛围。
几年过去，正是 vr 炙手可热的时候。新的显示方式，让新的交互方式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——vr让人能用眼睛“直视”虚拟世界，那为何还要使用手柄？人的“数字化”程度仍在加深，从《少数派报告》到《头号玩家》，不少影视作品早已“预言”了xr的未来：手柄交互的时代终将过去，动作捕捉终将“加冕为王”。
与vr一起成长，诺亦腾很快成为了动捕工业中的一颗新星，接的单子不少。就像前面说的，诺亦腾看到了动捕行业巨大的下沉空间，并在这个市场以更便宜、更易用的动捕设备拿下了不少份额。2014年，诺亦腾推出了第一套全功能动捕设备perception neuron，最便宜的一档众筹价格仅为200美元，比一款低配的手机也贵不了多少。
以轻量化的动捕设备，诺亦腾很快在海内外收获了大量的拥趸，并很快跻身行业的前列。
但戴若犁却并不“开心”，相反，他开始感觉到了焦虑。
在一个智能硬件公司创业之初，to b生意往往是必选项。一方面，b端对成本的敏感程度更低，对于设备的复杂度要求也更低——如果一家公司需要动捕技术，那技术贵不贵、好不好用，都不是第一性的问题。
同时，乙方的需求也更加定制化，让科技公司不必花费太多时间，去考虑市场对于产品的反馈，也不用为了讨好市场，进行迅速的迭代——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几乎不需要思考。
眼看着诺亦腾又要钻进一个舒适圈，戴若犁却警觉了起来：
“to b 最大的坑，是需求——需求不是由产品开发人员定义，而是由甲方爸爸定义，他们的需求千奇百怪，当你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以后，他们的投入就会下降。而在通用的凯发app的解决方案上，我们却很难有所积累。”
能在 to b 领域做出发展，软件的机会大于硬件，尤其是 saas 服务，可以通过将产品模块化的方式，在定制化的需求里，积累通用化的经验。如同 zoom 的成功一样，越是轻度、小而美的软件产品，越容易跑通to b这条路。
但硬件公司不同——迷失在甲方定制化的需求中，很容易长期没有技术沉淀，最后在供应量里变成了一个组件商，止步于一个很细的领域，再也无法谋求增长。
盲目跟着甲方需求做b端是“饮鸩止渴”，而c端的路，走通也不容易。
戴若犁身边不少人，经常问他，什么时候能开始做c端产品。戴若犁心里也知道，c端做不下去，并非因为造价太高、售价太贵——“即使诺亦腾的设备免费送，我们目前也没有能力，做成c端产品。”戴对雷峰网如是说。
戴若犁忘不了，2015年，任天堂曾向诺亦腾伸出橄榄枝，想邀他们去京都的总部一叙。戴若犁平素也是游戏玩家，知道任天堂名号震耳，难掩心中兴奋，于是叫上了诺亦腾美国分部的总经理中岛洛克，陪他一同走一遭。
2006年，任天堂的上世代主机wii正式面世，以双传感器运动感知动作捕捉的交互方式，在游戏主机市场强势占领了半壁江山，据统计数据，销量达到了恐怖的一亿以上。
而任天堂找到诺亦腾时，wii也正走向生命的末期，正在寻求新主机的开发思路。戴若犁知道，找到他们，就是为了评估他们的技术，是否适合被用到任天堂新一代的主机身上。
戴若犁和中岛来到日本后，任天堂也相当重视——一个会议室里挤了三四十号人，把诺亦腾几乎所有的传感器、穿戴方案、动捕技术的演示看了个遍。戴若犁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一套方案，用6个传感器即可捕捉全身的动作。
演示结束后，戴若犁胸有成竹：“我当时觉得这把肯定成了，终于可以做 to c 了。”
而后面的故事，就不再是什么秘密：任天堂最终没有选择诺亦腾的方案，但他们的新主机 switch 面世后，再次掀起了市场持久的追捧。双手柄（还可以加上健身环、绑带等外设）的设计牺牲了动作捕捉的精准度，却保证了产品的易用性。
这也不禁让戴若犁反思：“to c 一定要像任天堂这样做，动作捕捉落不进c端，核心不是成本问题——中国人擅长数学，也擅长把东西做便宜。但即使把这套系统造价做进200块以内，用户也不愿意在身上绑这么多传感器。”
无疑，今天的诺亦腾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。公司创业已经走过十年，然而未来的方向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朗。
戴若犁不想把诺亦腾变成一家单纯的 to b “小公司”，在供应链里负责“小而美”；但b端生意却支撑着公司大部分的营收，要降到c端又绝非一日之功。
诺亦腾的“中年危机”，并不表现成是某种“生死难关”，而就潜藏在公司发展的“风平浪静”之中——而一招不慎，就可能万劫不复。
戴若犁知道，诺亦腾必须动起来了。
一方面，在b端，诺亦腾想求发展，就必须把触角伸向天花板更高的产业。
诚然影视特效、游戏开发、动画制作仍然是诺亦腾的基本盘，但在运动、健康、医疗等领域，行业对于动作高精度的追踪、三维的可视化也有需求，同时，能够覆盖更大的用户群体，也更能帮助诺亦腾在b端获得新的增长。
“十亿规模的市场天花板太低，我们就去找千亿规模的市场，”戴若犁说，“这样我们的可能性也就更大。”
另一方面，在b端做下沉，甚至要降到c端，还得把产品做的更易用，使用门槛更低。
在诺亦腾的美国分部，一位叫丹尼尔·夸卓的员工，平日里做的都是凯发app的售后服务工作。最早的时候，诺亦腾对于小b端的想象，是两人一起工作的“小作坊”，一人负责采集动作，一个人来协助校准和采集。而在丹尼尔日常的客服工作中，他接到了不少反馈：
“我身边没有人可以提供协助，你们的产品我一个人用不来。”
于是，丹尼尔就自己动手，利用倒计时、语音提示等方式，为设备设计了一套单人操作的流程。方案交到戴若犁手上，最终也集成到了后续诺亦腾的设备里，在申请专利时，丹尼尔是第一发明人。
结语
创业路上，诺亦腾吃过苦：在b轮和c轮融资之间，公司的资金链一度面临断裂，创始人刘昊扬曾不得不将房产抵押，来周转资金；
多少次，办公室里通宵达旦，戴若犁在算法和公式中推敲、求索。抬起头，第一缕阳光早已刺破窗外的天空。
疫情当下，诺亦腾的全球化业务也严重受创。无论是人员，还是资金的流动，诺亦腾都收到了巨大的挑战。自打疫情开始，戴若犁已经有3年没有亲自去过美国的办公室，而零星出现的阳性病例，也让办公场所时不时封闭，办公环境也受到很大挑战。
疫情对海外市场的打击也相当巨大：之前提到的，诺亦腾美国分部的总经理中岛，新近又感染了第二次新冠，也在家里躺了三周没法出门。
“疫情之前，海外的销售站所有销售额的70%；现在，国内的销售额占所有销售的70%。”戴若犁解释道。
回看诺亦腾的创业历程，有人会说，诺亦腾创业太早，早期的vr1.0时代，诺亦腾的困局在于市场太小；而随着芯片、5g、ai、云计算等基础科技的发展，xr这个行业也在步入2.0时代——无论是从硬件，还是从生态角度上，xr又经历了一轮“生产力”上的飞跃。而诺亦腾入局太早，也就走了太多不必要的弯路。
谈及此事，戴若犁对雷峰网说：“如果晚个4-5年创业，应该不会有之前那么艰难。现在的创业者，更深思熟虑，有些也更功利——哪里热，哪能拿到钱，就一股脑挤过去。而我们创办诺亦腾的时候，虽然能跑出来的人很少，但创造力更百花齐放，当然成功率会低一些，死掉的公司很多。”
戴若犁的心里，一直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存在。2014年，戴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来人名叫托比，是一个瑞士人，他想来诺亦腾工作。
托比是个不可多得的全栈工程师，他懂unity，会做美术，了解虚拟现实和动作捕捉，还对传感器技术如数家珍。而从2009年开始创业，动作捕捉和xr就是诺亦腾主要攻关的方向，也正是因为对诺亦腾正在做的事情感兴趣，托比才铁了心要来诺亦腾上班。
然而，戴若犁曾经婉拒过她——当时二人还是网友，托比人在瑞士，通过skype和戴若犁聊了很久。
但在2014年，“线上办公”还只是个遥远的梦想，尽管知道托比的才能过人，戴若犁也不敢贸然招他入职。
而当戴若犁第二次接到托比电话的时候，后者人已经在北京了。
戴则是心里一惊，因为他知道，托比是个残疾人——他小时曾经得过小儿麻痹，行动非常不便，他孤身一人来到中国，得吃多大的苦？
托比则是相当简单：诺亦腾在做的事情，让行动不便的他，也能享受到在草地上自由奔跑的乐趣。所以他必须投身到这个事业中来，并且要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上面。
也是这样的激情一直激励着戴若犁，让他知道，自己在做的事情，是有价值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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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是雷峰网与戴若犁对谈的采访实录，其中设涉及了“元宇宙基建”、雷峰网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做了精选和整理：
雷峰网：元宇宙当下的发展态势，是诸多领域齐头并进，共同发展。您认为，动作捕捉技术在元宇宙建设中，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？
戴若犁：动作捕捉技术，在元宇宙这个概念里面，属于一个基础建设级别的技术。简单的说，其实元宇宙不必像扎克伯格所说的那样，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虚拟的时空里——元宇宙的关键，还是数字化的程度。
如果要将物理世界数字化，人的数字化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元宇宙到最后还是人机交互，除了个人提供一个avatar（化身）以外，元宇宙还是要提供一个人机交互的载体。而除了语言、图像，肢体语言和动作、表情、手势都相当重要。
雷峰网：那您认为，要让动作捕捉技术在元宇宙开花结果，会是怎样的形态？
戴若犁：我觉得动作捕捉技术，如果真的要开花结果，还是在c端里，能够可以作为一个基础建设的存在。
在c端能作为基础设施，需要的是一个平台化的方案，来把人进行数字化，进而完成可视化和人机交互。
雷峰网：提到交互，往往被认为和动作捕捉关联很近的，是xr设备。您看好xr吗？为什么？
戴若犁：其实我们一直认为，智能终端还在不断地完成迁移。xr领域上来讲，我和行业里边的很多进行过深度思考的人，比如svvr的前组织者karl krantz，比如细红线科技的创始人罗永浩都讨论过这个问题。
首先我们认为，ar的前景很好，第一代通用的to c的产品出来的时候，它有很大机会可以抢走手机50%到60%以上的屏幕时间和开屏的次数。比起vr，ar更偏向于碎片化和常态化的全日佩戴使用；相比手机，ar是一个随身佩戴的“智能器官”，在交互上要简化得多。
比如说你面对一个阿拉伯语的菜单，一般大家是掏出手机、解锁、打开一个app、拍一张照片、翻译、再去和waiter去沟通；但是如果是一个基于ar原理的 always on 的头戴式设备，你的做法则是直接阅读，所以这两件事情一个是用一个工具来解决我的问题，另外一个是一个智能器官，增强了我本人的能力，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是有质的区别的。
但同时，我和罗老师一致的意见，是认为ar设备现在最大的问题，是产业链还不够成熟。而从另一方面考虑，如果产业太成熟，对于小公司也就没有机会了。
雷峰网：诺亦腾作为一家已经创业了十几年的公司，要推xr作为新的增长曲线，能感觉到阻力吗？
戴若犁：首先诺亦腾作为一家成熟的企业，我们并没有确定的决策会投入做xr，更好的理解是xr是我的个人兴趣，我会用力所能及的资源支持和参与这个浪潮，阻力肯定有的。毕竟要做新曲线，就要把里面的一些资源分出来，去做新的方向。2016、17年的时候，我们也尝试过这个方向，投入了不小的资源去做 to b 的vr凯发app的解决方案，但没能把市场做起来。
但xr这个方向我还没有死心，我们还是在等一个机会，同时储备自己的力量。我个人认为，xr这件事就是长跑，特别是ar赛道——长跑不怕慢，怕的是掉队。
我们的态度是，要在牌桌上待着，如果从牌桌上掉下来，就再也上不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