佐渡谷重信（1932—2019）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，后赴美国西密歇根大学、耶鲁大学深造，专攻美国文学、比较文学、日本近代文学等。佐渡谷《美国精神与日本文明》的初版和再版，可以说都处于历史的转折时刻。初版是作为“潮新书”的一种于1976年面世的，时值美国建国二百周年。然而，由于越战的创伤，美国人无心庆祝。再加上日本经济的冲击，美国的影响力严重下滑；美日经济摩擦不断，两国关系火药味颇浓。再版是以“讲谈社学术文库”的形式于1990年付梓的，此前一年东欧剧变，此后一年苏联解体，而美日关系依旧扑朔迷离。据新版前言可知，旧版最后一章“回归美国精神的原点”被推倒重写，改题为“对二十一世纪日美关系的展望”，站在时代的关口对包括日美关系在内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凯发app的解决方案，这成为本书的一大看点。三十多年后，阅读这个不足三百页的文库本，不禁叫人感慨连连。
本书主体由五章构成，分别是第一章“总论——回溯日美思想系谱”，第二章“自由思想的逻辑”，第三章“自立思想的确立”，第四章“民主主义思想的原理”，第五章“实用主义的抬头”，外加上面提到的终章。看这个目录，读者可能会认为本书主要讨论美国的思想家、政治家与日本之间千丝万缕的瓜葛——其实，书中虽牵涉本杰明·富兰克林、托马斯·杰弗逊等大名鼎鼎的人物，但重点是拉尔夫·沃尔多·爱默生（1803—1882）、亨利·戴维·梭罗（1817—1862）、沃尔特·惠特曼（1819—1892）——由于这三位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在此姑且称作“美国早期三大文豪”。
《美国精神与日本文明》
本书是面向普通读者的，铺叙了不少美国史的内容，一般读者对此耳熟能详，这里就略过了。在笔者看来，本书最精彩的地方是以三大文豪为代表的美国精神在近代日本的“受容”，这也是其学术贡献所在。因本书尚无中译本，在此就对这三位文豪的日本影响作比较详细的介绍，于读者或有裨益。
不谈爱默生，无从理解近代日本
爱默生对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都颇为关心，相比之下，则很少提及日本。作者认为，爱默生对日本的认知大概就是佩里（逼迫日本打开门户的美国海军将领）《日本远征记》那个程度。明治三年（1870），森有礼作为日本第一位驻美公使到华盛顿赴任，翌年岩仓具视一行为修改江户时期签订的条约而访美，他去了华盛顿之后，下一站是波士顿（爱默生就生于波士顿）。波士顿为岩仓一行举行欢迎会，爱默生在欢迎会上作了关于日本和武士道的演讲。
虽然爱默生对日本所知甚少，但就日本的近代化而言，爱默生的影响却是无远弗届，不可估量。作者甚至说，倘若不谈及爱默生，就难以理解日本近代思想。
拉尔夫·沃尔多·爱默生
爱默生对日本的影响，可以分领域稍作解说（当然这种划分并不严格，纯粹是为了方便阅读）。一是教育界。与森有礼一同渡美、就读于阿默斯特学院的神田乃武据说曾听过爱默生的讲演，另一位与森同行的外山正一（1848—1900）就读于密歇根大学，于明治九年（1876）回到日本，很快在东京开成学校（后来的东京大学）执教。据外山正一的学生三宅雪岭回忆，其时外山的英文译读课上就以爱默生的《论文集》作教材。明治十六年（1883），外山从爱默生的《社会与孤独》一书中选取《文明、艺术、雄辩、图书》的英文原文在课堂上使用。作者强调，在明治的思想启蒙期，外山在课堂上讲解爱默生的著述，特别注重的是与时代氛围相应的内容，其结果是明治二十三年（1890）佐藤重纪将爱默生的《论文明》翻译出版，为日本的文明开化贡献了一臂之力。除了外山，神田乃武（1857—1923）归国后，在第一高等学校、大学预科、文科大学等机构任教，借助爱默生的《论自然》向学生传播“文明”“自信”“友情”“艺术”等概念。
二是思想界。以中村正直（1832—1891）为代表。他是明治时期与福泽谕吉并驾齐驱的思想家。中村翻译的《西国立志编》（又名《自助论》）销售达百万册以上，与福泽谕吉的《劝学篇》并列为明治时期的两大常销书。在明治二十年代的日本社会，福泽的实学主义和中村的精神主义（精神至上论）是当时的两大主流思想。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弥漫着向欧美学习的自由风气，而中村正直创办的同人社（讲授英学，与庆应、攻玉社并称三大义塾）则实施以伦理道德优先的教育方针。中村原先是儒学学者，留学英国后，将儒学与基督教的博爱相结合，在日本提倡新的精神主义。爱默生是在基督教的环境下成长的，而他又吸收了印度佛教、中国思想，期望在美国树立起新的精神主义。这样一来，中村对爱默生敬爱有加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同人社的塾训就采用了爱默生《论报偿》中的思想，中村的《敬天爱人说》对爱默生的德育思想也是称颂备至。
三是文学界。中村正直在同人社的学生严本善治（1863—1942）是近代日本的女子教育家、评论家，他根据基督教的教义，主张女子应以成为贤妻良母为理想。严本善治参与编辑的《女学杂志》就以上述道德指针为方向，继续借重中村正直的精神至上论。这份杂志在明治二十一年（1888）刊出《无名英雄死于家中（上）》一文，对爱默生作了介绍，并将其《个别与全体》（each and all）译成日文，一时颇为引人瞩目。北村透谷（1868—1894）于去世前夕的1892年在《女学杂志》上发表了《厌世诗家与女性》一文，由此登上文坛。这篇文章借鉴了爱默生的《论恋爱》，讴歌了爱情的纯粹。“恋爱是人世的秘钥，……抽去恋爱，人生将索然无味。”或许是这种浪漫主义情调的影响，透谷主张宇宙精神与人的精神合一，在这方面他显然受到了爱默生的感化。在明治二十七年（1894），亦即他去世那一年，透谷应德富苏峰之邀评论《爱默生》。在透谷看来，爱默生具有王阳明的思辨、陶渊明的幽寂，在“知”与“行”之间追寻着自己的足迹。然而，透谷本人却厌恶“知”，蔑视“行”，陷入了追问自己的痛苦。透谷的这种“苦闷”大约反映了一批明治知识人的心绪。除了透谷在精神上与爱默生颇有相契之感外，文学界的岛崎藤村、平田秃木、户川秋骨等人与爱默生也有很深的缘分。其中，秋骨在明治末期译出了《爱默生论文集》，此后又和秃木合作，于大正二年（1913）完成了八卷本《爱默生全集》的日译工作。
德富苏峰
四是新闻界。德富苏峰（1863—1957）是日本明治到昭和时期重要的新闻记者、思想家。他创立了民友社，创办了《国民之友》《国民新闻》等影响深广的媒体，集结了坪内逍遥、二叶亭四迷、森鸥外、内村鉴三、森田思轩、高桥五郎、山路爱山等知名作者，代表了当时日本的知识水准。德富苏峰本人对爱默生、卡莱尔、麦考莱、卢梭、雨果、狄更斯等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颇为熟稔，常常引用他们的箴言，成为近代日本欧化主义的先锋。在明治二十年代前期，苏峰被誉为“日本的爱默生”。其中，他借用爱默生的思想，为日本新文学、新诗人的诞生鼓与呼。明治二十三年（1890），他为佐藤重纪翻译的《论文明》作序，在序文中称赞爱默生的思想是“披沙拣金”。明治三十年，苏峰到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特访问，参拜了爱默生的墓地，老友送给他一册《爱默生书简》，四年后民友社社员将之译成日文出版，书名为《惠磨逊书简》（惠磨逊即爱默生）。苏峰为日译本写了一篇《惠磨逊》，对爱默生的《论报偿》推崇备至，并强调不仅要学习爱默生的伦理道德，更要学习他的生活智慧。
五是史学界。以山路爱山（1865—1917）为代表。如果说北村透谷向爱默生学习“精神”，那么，山路爱山向爱默生学习“历史观”。《爱山史论》序文写道，“我在史学上的信仰与爱默生相类。人心惟一。以此心造史，以此心读史。”正是在“人心惟一”的信念的支持下，爱山完成了《支那思想史》这篇论文。该文提及陆象山和王阳明，爱山认为陆九渊的“宇宙便是吾心”与爱默生的“我身在万有，万有系我身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至于王阳明，他就像爱默生所说的那样，“心中自有罗盘”，精神里蕴藏着分辨是非的能力，因此可以掌握“天理”。职是之故，爱山褒扬王阳明是“良心的全能论者”。爱默生倾倒于中国思想，爱山也认为中国思想滋养丰厚，可学之处甚多。另外，民友社一派的竹越三叉也是知名的史论家，他的历史观也颇受爱默生的影响。
六是宗教界。实际上，明治二十年代的“爱默生热”与基督教在日本的兴起有关。中村正直、严本善治、德富苏峰、北村透谷、高桥五郎、山路爱山、国木田独步等都是基督教的信徒。不过，近代日本的基督教也有派别之分，植村正久（1858—1925）是正统派的代表，他主张“日本需要独立的基督教，而独立的基督教需要独立的教会”，与内村鉴三的无教会论相对峙。植村正久受爱默生“超灵”论的影响，对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帝国主义展开批判。而内村鉴三（1861—1930）以爱默生、惠特曼的自由思想作为自己一生的信念。与中村正直以深厚的儒学修养来把握爱默生思想不同，内村鉴三主要以日本传统的思想来亲近爱默生。鉴三认为，应守着武士的魂魄走向基督信仰，日莲上人（1222—1282）的本能与爱默生的思想是同质的。1838年爱默生受邀在哈佛大学神学院作毕业典礼致辞，由于他思想锐敏，措辞犀利，遂被谴责为一名无神论者，此后他被列入“黑名单”，再未受邀到哈佛演讲。在内村鉴三笔下，爱默生在美国各地讲演，不及日莲在伊豆、佐渡等地被流放那样严苛。但爱默生超越精神上的痛苦坚持自我，在某种意义上就像“殉教者”一样。勇于改革、追求精神独立的爱默生，与为了实现真理而奋战的日莲确有相似之处。日莲晚年过着闲寂的生活，而爱默生并不是宗教活动家，他始终致力于个人的觉醒，就像《法华经》所开示的那样，以真理（法）、人格（佛）、人间（菩萨）导向“宇宙统一的真理”“永恒的人格的生命”“现实的人间的活动”。显然，内村鉴三是通过日莲来体会爱默生的思想的。
附带一提，明治五年（1872）森有礼草就的《日本的宗教自由》一文是近代日本重要的思想文献。森有礼期望日本早日实现宗教自由。而这大约是爱默生介入日本思想的嚆矢。
在大正、昭和时期，虽然仍有人阅读乃至痴迷于爱默生，但随着帝国日本加强思想统制，国家主义势力抬头，爱默生的伦理、道德和精神逐渐被遗忘，最终沦为“过去的思想家”。
梭罗：亲近自然，反抗强权
提起梭罗，很多读者的第一反应恐怕是他的《瓦尔登湖》。的确，《瓦尔登湖》堪称梭罗最具影响力的作品。它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，宗教的、禁欲的、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实践。这种自然观和简素的生活是梭罗的魅力之一，另外一点是他的《论公民的不服从》所反映的抵抗的精神。梭罗的独特之处，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向打通了，联接为一体。
作者指出，明治时期的日本人接触到梭罗的作品，对此产生共鸣、啧啧赞叹，基本上是明治三十年（1897）以后的事了。据分析，大正时期的知识人较为关注《论公民的不服从》，而明治时期则更欣赏梭罗的自然观和简朴生活的美。
亨利·戴维·梭罗
梭罗在日本初次亮相，是石川黍山在《庚寅新志》上连载的《美国文学史》，不过他对梭罗评价甚低。此后，梭罗的名字在日本的人名辞典、杂志、图书上出现，但并不怎么为人关注。梭罗真正引起知识人的兴趣，大概要从内村鉴三说起。鉴三原本是专攻鱼类学、植物学的学者，他偶然从朋友处获赠一册《瓦尔登湖》，结果这成为他明治三十二年（1899）的暑期读物，读后颇感震撼——梭罗是“非凡的天然诗人，他观察的深刻程度，倘若不曾读过他的书，则根本上无从知晓”，而且他的文体“犹如卡莱尔的文章，气势雄浑”。对内村鉴三来说，明治三十年代后期，他从爱默生转向惠特曼，其间遇到梭罗，为他从支持日清战争（甲午战争）到反对日俄战争的转变埋下了伏笔。
小山东助（1879—1919）和内崎作三郎（1877—1947）都出生于日本东北的宫城县，都曾担任众议院议员。小山在东京大学求学时，研究对象是张横渠，早年曾是好战主义者。接触到梭罗后，他击节叹赏，认为梭罗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，充溢着生命力。“自然在等着我，初恋在等着我，去爱吧，行动吧，而后是悠悠长眠。”小山为梭罗所倾倒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内崎作三郎则倾心于爱默生、梭罗和路易莎·奥尔科特（19世纪美国小说家，代表作有《小妇人》——日译作《若草物语》）。在内崎看来，爱默生犹如一颗“巨大的行星”，光辉灿烂，而梭罗和奥尔科特就像“两颗卫星”。其中，梭罗与其被称作“自然诗人”，毋宁说他是一位“解放者”。
值得留意的是，这一时期梭罗那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受到一些知识人的关注和仿效。在美国，查尔斯·瓦格纳出版了《简易生活》（simple life），日本后来则出现了同名杂志。苏格兰有一位詹姆斯·默多克（1856—1921），他在日本和澳大利亚担任教师，其中他曾在东京帝国大学执教，夏目漱石就是他的学生。默多克于明治二十一年（1888）来到日本，他先是在大分县中津中学任教，而后在几所高中执掌教鞭，始终崇拜爱默生和梭罗。默多克晚年辞去教职，在鹿儿岛晴耕雨读，过着梭罗式的优哉游哉的生活。明治四十四年（1911），水岛耕一郎翻译的《森林生活》（即《瓦尔登湖》）出版。水岛在学生时代曾向默多克学习，自然也醉心于梭罗式的生活，被朋友称作“日本的梭罗”。
此后，西川光二郎于明治四十五年（1912）出版了《梭罗言行录》，堀井梁步于昭和十年（1935）出版了《“野人”梭罗》。跟爱默生在日本的遭遇一样，梭罗终究未能引起很大的反响。实际上，堀井梁步就是一位被埋没的梭罗主义者。梁步曾到英国、美国留学，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，他关于梭罗的传记在杂志上连载，却乏人问津，知音寥寥。
惠特曼：诗歌与民主主义的力量
从本书的结构上看，爱默生和梭罗的主体内容都放在第三章“自立思想的确立”，而惠特曼主要放在第四章“民主主义思想的原理”。不过，在讲述惠特曼之前，作者介绍了杰弗逊的政治思想、林肯的政治抉择（民主主义、奴隶制与国家统一之间的纠葛），以及梭罗《论公民的不服从》的思想意义。惠特曼极力称赞梭罗的伟大，认为“梭罗是令人难以捉摸的怪才。……梭罗并不像爱默生那样具有人格魅力，但他身上自有一股力量。就此而言，我们颇有相似之处”。作者认为，正是在梭罗那种“代表一种剧变的力量”的刺激下，惠特曼的民主主义思想在《草叶集》中开花结果。
沃尔特·惠特曼
大概由于惠特曼的诗歌世界充满了印度佛教和东洋思想的元素，美国社会最初对《草叶集》反响平平。像亨利·朗费罗等人都对《草叶集》嗤之以鼻，认为惠特曼这些猥亵的东西应该投入壁炉，波士顿市甚至禁止销售该书（1882年）。然而，爱默生对《草叶集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，对惠特曼而言这是极大的鼓励：“我认为《草叶集》显示出惊人的才华和价值。这是献给美国的机敏而睿智的礼物，对于你自由而勇敢的思想，我极感快慰。”不仅如此，爱默生在写给卡莱尔的信中也说，“《草叶集》是一个美国式的怪物，它有着让人惊恐的眼睛和水牛般的力量。”梭罗对《草叶集》也格外欣赏，并特意拜访惠特曼，向后者请教有关东洋思想的问题。
然而，惠特曼晚境凄凉，1885年只有区区42美元的版税收入，据说他不得不挨家挨户乞讨。马克·吐温等人获知这个情形后，发起了募捐活动。七年后，惠特曼告别人世。同年（1892），夏目漱石撰文介绍惠特曼的平等精神。
作者指出，明治时期的知识人提及惠特曼是比较晚的。首先在课堂上介绍惠特曼的，大约是坪内逍遥（1859—1935）。坪内逍遥是剧作家，明治二十二、三年（1889、1890），他在东京专门学校（后来的早稻田大学）讲授“比较文学”时谈及惠特曼的自由精神。大体在同一时期，威廉·利斯科姆（william shields liscomb）在庆应义塾讲授美国文学史时似乎也提到爱默生、梭罗和惠特曼。稍后，石川黍山在利斯科姆的讲义的基础上写成《美国文学史》，其中就有惠特曼的小传。其后，东大英文专业的学生夏目金之助（漱石）在《哲学杂志》上发表了《文坛上平等主义的代表沃尔特·惠特曼的诗》一文。夏目这篇文章参考了都柏林大学教授的论文《民主主义的诗——沃尔特·惠特曼》。另外，坪内逍遥的学生金子马治也曾撰文介绍惠特曼。
不过，作者认为，夏目漱石、金子马治还是停留在介绍的层次，并未能真正领会惠特曼的精神。直到高山林次郎（樗牛）和内村鉴三的出现，这种局面才发生改变。高山樗牛（1871—1902）在明治三十年代末期留意到惠特曼，对后者“救济者”的灵魂颇有同感。高山这样写道：“十九世纪的文明是自杀的文明，是挖掘自己坟墓的文明……惠特曼以振衰起敝为己任，是一名真正的救济者。”内村鉴三大体也是在明治三十年代接触到惠特曼的。在惠特曼的诗中，鉴三发现了真正的灵魂、道德和上帝的关爱，由此深受震动。然而，当时加州发生了排日运动，惠特曼的理想在美国本土遭到了破坏。这也使鉴三陷入了人生与信仰的彷徨。
此外，内村鉴三的弟子有岛武郎（1878—1923）在留美期间与一位律师同居，那位律师在朗诵惠特曼的《我自己的歌》《追忆林肯总统》之际泪流满面，武郎亦不禁为之动容。回到日本后，武郎于大正二年发表了《惠特曼的一个侧面》《草叶集——有关惠特曼的考察》等文。据此可知，武郎沉浸于惠特曼的世界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大正八年（1919），武郎在同志社大学、在轻井泽谈惠特曼，表示要燃烧整个生命，在爱情中发挥自由和个性。随后，他断断续续将惠特曼的诗篇译出。
有岛武郎是白桦派的代表，而同一时期的日本文坛还有民众诗派，白鸟省吾、富田碎花就属于民众诗派，他们也倾心于惠特曼。大正八年是惠特曼诞辰一百周年，《早稻田文学》《劳动文学》《柏桦》等刊物都推出了纪念号，白鸟译的《惠特曼诗集》、富田译的《草叶集》第一卷出版。在诗坛主流之外的千家元麿甚至比民众诗派更加痴迷惠特曼。此外，昭和时期仍有知识人赞美惠特曼。
然而，如所周知，近代日本尽管出现了所谓“大正民主”，到头来还是不敌国家主义、军国主义的狂潮。民主主义遭弹压，英语老师哪怕提及“博爱”两个字也会被免职。所以，虽然惠特曼在日本不乏欣赏者，但终究局限于文艺界的小圈子，而无法将他的思想传播开来。
无可奈何花落去
就作者的写作意图而言，第五章“实用主义的抬头”其实是为爱默生、梭罗和惠特曼的思想命运画上休止符。
作者认为，惠特曼的民主主义是基于自身经验而产生的精神至上论，在某种意义上其背后渗透着威廉·詹姆士（1842—1910）的政治思想。詹姆士的哲学重视观念和情绪，在道德上颇有启迪意义。詹姆士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者，特别“务实”，所以他的“多凯发app”的哲学并不像爱默生那样强调宇宙存在绝对的“一”。在作者看来，詹姆士的实践哲学在政界影响了西奥多·罗斯福总统，在教育界影响了约翰·杜威，因此美国的思想生态发生了巨变。西奥多·罗斯福在政治上强调大国均势，想方设法削弱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，因此他身上丧失了爱默生、惠特曼的道德精神，忽视了作为人的本质的正义感。对于杜威的工具主义，作者也展开了猛烈的批判。作者认为，杜威的思想反映了美国式的无知、粗野，他的思考看上去颇为勇敢，然而一旦犯错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恶果。
威廉·詹姆士
实际上，虽然书中没有明说，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捕捉到：由于物质主义、机械文明的冲击，以爱默生等人为代表的美国精神到十九世纪末已丧失活力。而日本从明治维新、“大正民主”最终走向战败，物质主义、帝国主义正是罪魁祸首。
最后，作者强调，在观察美国精神时，有必要回到杰弗逊，探索合理的思想形态。当下日本应该对“美国知识”重新整理，斟酌取舍——取，很重要；舍，也不简单。
若干感想
必须指出的是，上文主体内容是《美国精神与日本文明》的摘译，当然有所编排，尽可能将该书的精华呈现出来。下面，对该书略加评议。
其一，思想的接受和解读方式。敏锐的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，近代日本知识人在接触爱默生、梭罗、惠特曼等“美国精神”时甚感亲近。其缘由在于美国早期三大文豪身上的东方元素，具体说来主要是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影响，而这是日本近代知识人熟悉的思想资源。比如，中村正直以儒家思想解读爱默生，内村鉴三以日莲上人的佛教思想亲近惠特曼等，那么，可以追问的是，在日本的东方思想与“美国精神”中的东方思想有何异同？以儒家思想解读爱默生，以日莲思想亲近惠特曼，对理解爱默生、惠特曼会带来怎样的后果？更进一步，中村正直和内村鉴三都是基督徒，他们的这个身份对于理解和接纳“美国精神”有着怎样的帮助？这些问题本书基本上没有涉及，却是值得深入探究的。
其二，思想的实际影响究竟如何。作者在本书开头即表示，不谈爱默生，无从理解日本近代思想，无疑是强调爱默生在近代日本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影响力。然而，书中多次提及明治维新后天皇中心思想、帝国主义思想对“美国精神”的绞杀和弹压，也就是说，爱默生、梭罗、惠特曼的自由、民主、平等理念在日本社会究竟有多大的渗透力和感染力，无疑需要通过对近代日本思想史、文学史的通盘了解，才能有比较确切的把握。再则，如东京大学教授龟井俊杰在“解说”中所指出的，日美两国的相互认识是极其不对称的，亦即，日本人是用放大镜看美国，而美国正好相反，是用缩微镜看日本。这种认知结构所显示的日本对美国的“单相思”，是否也在无形中放大了“美国精神”在近代日本的影响？再进一步说，日美关系在表面上的平等和内在结构上的不平等，对思想、文化的交涉意味着什么，是亟需深入研讨的课题。
其三，作者的立场。这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，一是美国早期三大文豪对作者的影响。这在终章体现得最为明显。比如，作者认为，美、苏的“防卫”都是以对方为假想敌，两国的太空竞赛造成了大气污染，而这是对大自然的亵渎，对上帝的挑战，显示了人类的傲慢，可能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。对于美国的“挑战者号”航天飞机灾难（1986年1月28日）和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（1986年4月28日），作者主张这两起事件都发生于28日是很不可思议的——28日是太阴月的最后一日，而这一日是不吉利的，“近代科学破坏了大自然的美丽与和谐，可能因此遭到了上帝的审判”。显而易见，作者大概深受梭罗等人自然观的影响，所以对美苏争霸作出了耐人寻味的解读。而这同时涉及第二个层面，即日美关系紧张时期作者对美国的看法。作者认为，随着日美发生经济摩擦，战后坚如磐石的日美关系相互信任的基础发生动摇，甚至推测日本大企业持续进入美国，可能遭到美方的制裁和反击——美国当局会出台“锁国令”冻结日本在美的资产。如此悲观而惊心动魄的前景预测，对作者的美国认识不可能不产生某种影响。这也是在阅读本书时可以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问题。
虽然在此提出了一些疑问，但本书的价值和贡献是无可否认的。对此话题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原著一读，进而顺藤摸瓜，或有更多启迪和发现。
